2026年8月31日 星期一

《『幸福政策』的最新進展》專輯(I)：超越GDP─用「WELLBYs」重新定義國民幸福與社會進步

 

作者：周才忠 (日期：2026/9/1)

      隨著各國逐漸重視人民幸福與生活品質，傳統以GDP、所得及健康等客觀指標衡量社會發展的方式，已難以完整反映人民的整體幸福。「WELLBY」(調整幸福感後存活人年)以個人自我評估的生活滿意度為核心，透過0至10分量表衡量一個人一年所獲得的幸福效益，並可應用於政策評估、成本效益分析及公共資源配置。本文探討WELLBY的歷史發展、定義、測量方式、政策應用、優勢與限制。WELLBY具有簡單、透明、可比較及以人為本等優點，能協助政府超越GDP，從人民實際生活感受評估社會進步。然而，其仍可能受到個人差異、調查方式及情境因素影響，且難以涵蓋人權、自然環境及短期生活經驗等面向。因此，未來應結合其他幸福感指標，並透過官方統計與社會價值資料庫的建立，逐步將WELLBY融入公共政策，以提升整體社會幸福。


 前     言 

       追求快樂與幸福，是很多民眾活著的目的(陳嘉鳳、周才忠，2012)。人生不僅是追求金錢財富、健康長壽，更重要的是能夠擁有充實、精彩且令人滿意的生活。因此，當我們思考如何改善人們的生活時，除了傳統上所重視的身體健康與經濟財富之外，也應將自由、人際關係、心理健康、社會凝聚力及休閒時間等影響「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納入考量。

       既然人們希望活得好，也希望活得長久。因此，我們應該根據一個社會能在多大程度上讓人們享有長久且充滿「幸福」的生活，來評價這個社會。對任何個人而言，衡量這一點的方法也很簡單，就是將其一生中每一年所經歷的「幸福」加總起來，以此作為其整體生命「幸福」的衡量(Layard & Oparina, 2021)。這也正是「WELLBYs」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

        把提升多數民眾的生活幸福視為政府施政或國家發展的首要重點，這是當今的世界趨勢(UN News Centre, 2011; Action for Happiness, 2011)。英國首相卡麥隆也曾宣示：「經濟成長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之一，但最終目的則在提昇人民的生活幸福」(WEF, 2012)。OECD(2011)積極倡議《美好生活指數》的主要目的乃在於希望能長期督促各會員國真正落實提升幸福的公共政策。2012年1月底，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健康幸福議題理事會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年會中發表《幸福和全球性成功》報告(WEF, 2012)，其內容亦討論影響人類快樂幸福生活的三大構念(職場、家庭與社區)及相關的重要目標方向(轉引自陳嘉鳳、周才忠，2012)。

       然而，傳統的政策評估往往著重於GDP、所得、健康、教育、犯罪率等客觀指標，這些指標雖然能反映社會發展的部分面向，卻未必能完整呈現人們對自身生活的實際感受，也難以直接比較不同政策對整體生活「幸福」所造成的影響。例如，一項政策可能改善心理健康，另一項政策則可能降低貧困，究竟何者對人民生活帶來更大的改善？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一種能夠跨越不同政策領域、直接反映人民生活感受，並可進行量化比較的共同衡量工具。

     「WELLBY」正是在此背景下受到重視的一項新興衡量方法。它以個人自我評估的「生活滿意度」作為核心，將0至10分的生活滿意度量表與時間結合，將一個人一年中生活滿意度提高1分定義為1個「WELLBY」。透過這種方式，可以將心理健康、收入、就業、人際關係、環境、公共服務等不同政策所產生的影響，轉換為共同的「幸福」衡量單位，進而比較不同政策或方案所產生的社會價值。

       在此脈絡下，本文將介紹「WELLBYs」的歷史演進、定義與測量方法，進一步探討其在方案與公共政策成效評估上的應用、優勢與侷限，以及未來在政府資源配置、社會進步衡量與『幸福政策』推動上的發展方向，藉此說明「WELLBYs」如何成為一種超越GDP、以人民幸福為核心的政策衡量工具。

「WELLBYs」的歷史演進、定義與測量方法 

 一、歷史演進 

       自1970年代以來，各國及國際間進行的各種社會科學調查中都包含了有關「生活滿意度」的題項。在英國，這類調查包括自1991年起每年進行的英國家庭追蹤調查/英國家庭縱向調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UK Household Longitudinal Survey)，即著名的 「Understanding Society」 調查。值得注意的是，根據Dolan和Metcalfe(2012)的建議，英國國家統計局(ONS)自2011年起，在其所有調查中都納入了「生活滿意度」問題，以及其他「幸福」相關問題，例如幸福感、焦慮程度，以及對人生是否有價值感(sense of worthwhileness)——後者可視為反映幸福論/生命圓滿(eudaimonia)的指標。這項做法也延伸至英國其他大型調查，例如勞動力調查/年度人口調查(Labour Force Survey/Annual Population Survey, APS)，每年抽樣超過32萬人(ONS, 2018)。「WELLBY」正是建立在如此廣泛的資料基礎之上(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英國長期以來在『幸福政策』(Wellbeing policy)制定方面引領世界，至今仍處於國際發展的前沿。2004年的《照護法案》(Care Act)將「幸福」確立為地方議會的政策目標；自2015年起，英國便設有 「幸福有效措施中心」(What Works Centre for Wellbeing)，負責蒐集並廣泛傳播有關如何提升「幸福」的證據；2018年的《財政部綠皮書》(Treasury Green Book)也公開承認，「幸福」是新政策可以追求的正當目標；此外，英國還有許多明確以「幸福」為宗旨的大型慈善組織，包括 「幸福行動」(Action for Happiness)(*擁有逾百萬名支持者)，以及各種「幸福城市」(Happy City)倡議(Frijters et al., 2020; Action for Happiness, n.d.)。

        對於提昇民眾的主觀快樂幸福感，不僅國家領導人或中央部會首長要關心，地方政府亦應負起重要的責任。目前在紐西蘭、澳洲、英國等地已有諸多成功經驗，其中英國的青年基金會曾結合地方政府進行「在地幸福」的三年創新實驗計畫，著名智庫的新經濟基金會也出版《地方政府扮演提昇幸福感的角色》報告(Michaelson, 2011)，主要內容提及如何提供民眾更美好的生活環境及長期協助社區建立抗逆能力(Resilience)。英國國民健康服務聯盟出版《公共心理衛生與幸福》研究報告(NHS Confederation, 2011)，嘗試以在地機構的角度提供相關策略看法。這些相關政策或服務是針對所有縣市人口來規劃的，其重點不是只放在有問題的個人或群體，而且強調在地化觀點及創新作法(轉引自陳嘉鳳、周才忠，2012)。

       儘管有上述各項倡議，「幸福」衡量指標目前仍未被例行性地用於評估國家政策，也尚未普遍用來評估例如我們的孩子在學校表現如何，或地方住宅政策是否成功。以及，仍有相當多的職場同時存在低「幸福」與低生產力的問題，且幾乎沒有改善的跡象；此外，多數政府部門與政府機構所設定的目標，也比「幸福」更加具體，例如考試成績、身體健康，或警力數量等。對「幸福」的追求亦存在意識形態上的阻力：有人認為，追求幸福是徒勞無功且幼稚的事情。因此，「幸福」至今仍未真正成為我們思考社會運作以及進行地方或國家層級決策時的核心考量(Frijters et al., 2020)。

      「WELLBY」一詞由Frijters等人(2020)提出，目前已被英國財政部(HM Treasury)和紐西蘭財政部(New Zealand Treasury)正式採納，作為公共政策事前評估(ex-ante appraisals)和事後評估(ex-post evaluations)的政策分析工具。英國、丹麥、加拿大和美國正在建立或開發這項新指標的政策影響清單——即所謂的「社會價值銀行」(Social value banks)——而其他國家也對此表現出濃厚的興趣(Frijters et al., 2024)。

       這些價值是基於現有最佳證據，有時來自政策實驗或事後政策評估。它們將用於未來的事前評估，從而形成完整的『幸福政策』分析循環。重要的是，「WELLBYs」的應用並不侷限於公共政策：它們也可以作為衡量私人部門與第三部門組織影響力的實用工具，例如作為其「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工作的一部分(Frijters et al., 2024)。

       這套方法目前已廣泛應用於英國政府。例如，2022年的一份包容性成長策略文件運用「WELLBY」方法估算，如果將英國「生活滿意度」最低25%的地區提升至全國平均「生活滿意度」，其價值約介於570億至920億英鎊之間。此外，由英國「文化、媒體與體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委託的研究，也運用此方法將文化與文化遺產對健康及「幸福」所產生的價值轉換為貨幣價值(OECD, 2025)。

       英國政府內部也成立了跨部門的政府分析人員網絡——「幸福分析委員會」(Wellbeing Analysis Board)，定期交流研究成果，並討論如何在不同政策情境下，更有效地整合『幸福政策』的評估與分析方法(OECD, 2025)。

 二、定義與測量方法 

      「WELLBY」(Wellbeing-Adjusted Life Year)(*調整幸福感後存活人年)是一種新的社會價值和進步衡量指標，它有助於評估「經濟幸福」的進展，並引導人們採取投入資金後能帶來最大幸福的活動。 「WELLBY」尤其適用於大型、複雜的政策舉措，因為它能夠快速進行涉及多方面變化的粗略估算(Frijters et al., 2024)。

      「WELLBY」的定義為一個人一年內自我報告的「生活滿意度」，以0到10分的《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主觀評定，它通常透過年度調查來測量。經此自我評估「生活滿意度」所得到的1分，即為1個「WELLBY」(Frijters et al., 2020; Frijters & Krekel, 2021)，如上圖所示，其中紅色箭頭相當於1個「WELLBY」。從這個基本的個別測量單位出發，可以推導出更具體的國家、國際和世代價值衡量指標(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因此，從國家層級來看，任何政策舉措的最終效果都體現在目標人群所享有的「WELLBY」總量的變化上，該指標將生活品質和預期壽命結合在一個單一指標中。「WELLBYs」可以貨幣化，並與其他以支付意願衡量的貨幣收益一起納入社會「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es, CBA)，也可以單獨作為社會「成本─功效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es, CEA)中的最終收益衡量指標(Frijters et al., 2024)。

      「WELLBYs」幫助我們超越GDP，提供了一種更全面的社會進步和國家「幸福財富」衡量標準。作為一種以人為中心的衡量方式，在採用「社會折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時，「WELLBY」對「遙遠未來」的重要性，是透過衡量「遙遠未來」人群的幸福來體現的：「社會折現率」越低，「遙遠未來」所占的權重就越高，因此，環境與自然作為支撐這些人群幸福的基礎，其變化所產生的任何影響也就越受到重視。我們所提出的指標——人群經折現後的 「WELLBYs」——不僅適用於衡量當今的人類幸福，也適用於衡量「遙遠未來」的人類幸福(Frijters et al., 2024)。

「WELLBYs」應用於方案與政策成效評估 

       我們經常希望改善人們的生活「幸福」——例如，當我們捐款給慈善機構，或思考政府政策時，我們都希望能讓人們過得更好。同時，我們也希望知道自己的行動是否產生了「影響」。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方法來衡量「影響」。目前，決策者通常會關注一些『客觀指標』，例如健康、財富或犯罪率。然而，這些指標無法充分反映人們的感受與生活經驗。而且，我們也沒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比較不同措施所產生的影響。舉例來說，一項方案改善心理健康，另一項方案則減少貧困；究竟哪一項帶來的改善比較大？

       這正是「WELLBYs」發揮作用的地方。它透過以下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1. 全面呈現政策或介入措施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2. 讓人們直接告訴我們自己的生活過得如何。
  3. 使不同類型的方案或介入措施之間可以進行比較。
  4. 揭示傳統指標可能忽略的效益——例如失業、社會凝聚力或額外的休閒時間；這些因素可能無法透過健康、收入與教育等傳統衡量方式充分呈現。

     以上是重現《2021年幸福政策制定手冊》(Handbook for Wellbeing Policy-Making)中的圖示(Frijters and Krekel, 2021)。此圖呈現了全球15項不同政策措施的「每WELLBY成本」(cost-per-WELLBY，以英鎊GBP計)，由左至右排列：左側代表最具「成本─功效」(*每花費一定成本可產生 1.0個WELLBY的政策)，右側則代表「成本─功效」較低的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圖中的尺度採用對數刻度(logarithmic scale)，也就是說，圖中的垂直距離所代表的英鎊金額是按比例增加的(Frijters et al., 2024)。

       圖中包含來自英國的政策介入措施，例如 『改善心理治療服務取得計畫』(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IAPT)(近期已更名為NHS焦慮與憂鬱談話治療服務〔NHS Talking Therapies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這是一項全國性的心理健康服務，透過英國國民保健署(NHS)治療憂鬱症與焦慮症；圖中也包括2012年倫敦奧運(Dolan et al., 2019)(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此外，圖中還包括(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 巴基斯坦的政策介入：針對農村居民進行介入，主要也是為了治療常見的心理健康問題。
  • 德國的政策介入：旨在降低空氣污染。
  • 澳洲的政策介入：訓練員工解決問題的能力。
  • 美國的政策介入：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措施。
  • 加拿大的政策介入：即 「住房優先」(Housing First)計畫(Stergiopoulos et al., 2015)。

       其中，最具「成本─功效」的介入措施是IAPT。研究估計，IAPT為政府節省的金額高於其實施成本，因此其每「WELLBY」 成本為負值。換言之，這項政策不僅能提升「幸福」，甚至可能為政府節省更多資金(Frijters et al., 2024)。

     「成本─功效」最低的則是Housing First。這是一項加拿大的大型「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RCT)，透過直接提供住房給無家可歸者來改善其生活。然而，研究結果顯示，這項措施對受助者的心理「幸福」幾乎沒有產生效果，同時還使鄰近居民以及政府服務所面臨的成癮問題更加嚴重(Frijters et al., 2024)。

       之所以能夠將如此廣泛的政策方案，以「每WELLBY成本」的方式進行評估，是因為世界各地許多研究者所使用的調查，都普遍納入了「生活滿意度」這一問題。當然，這些數值中的每一項都可能受到質疑(事實上，我們也鼓勵研究者這麼做)。例如，「每WELLBY成本」可能會因情境而有所不同。這也帶出一個重要問題：究竟應該由什麼樣的機制來負責維護目前普遍接受的主流數值？這個問題與氣候變遷領域所面臨的情況非常相似。換言之，我們需要建立一份目前普遍認可的數值清單，讓政策分析者在進行政策評估時可以查閱；同時，也需要建立一套透明的程序，讓科學界能夠對這些數值提出質疑，並在有新證據時加以更新(Frijters et al., 2024)。

       除了有助於評估與衡量大型政策措施之外，作為一種「結果」指標，「WELLBY」也已證明足夠簡單且成本低廉，因此小型企業與慈善機構同樣可以使用。例如，非營利組織State of Life(State of Life, 2023)已向大量小型組織(包括一些位於發展中國家的組織)提供免費工具，使這些組織能夠快速估算其實驗性措施對當地客戶與受益者群體所產生的「WELLBY」影響，例如參與地方運動俱樂部或教會活動的人員。使用者只需要在實施某項小型介入措施(例如新的活動或培訓課程)之前與之後，讓客戶與受益者填寫簡單的標準化問卷；接著，可以將這些結果與一個「準實驗性的對照組」(quasi-experimental control group)進行比較，再透過標準軟體產生變化趨勢圖表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結果(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WELLBYs」的優勢 

       幾十年來，人們一直使用「QALY」(*調整品質後存活人年) 等標準化健康指標來確定『公共衛生』或「醫療保健」相關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但「WELLBYs」是一種較新的方法，因為它能夠比較更廣泛介入措施的益處或危害(Frijters et al., 2024)。

  • 整合生命長度與品質：該評估框架結合了生命長度與生活品質，將「死亡」視為幸福感得分為0的狀態，並在計算中採用純時間貼現率來評估未來幸福感。
  • 直接證據：現在『幸福科學』為衡量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提供了直接證據，使得在更廣泛的政策領域中以量化的方式分析政策成為可能。雖然數字可能並不完美，但使用基於經驗的數字要比純粹的猜測好得多。

       各國政府採用「WELLBY」的主要原因，在於它的簡單性使政治人物與一般民眾都能輕易理解：其單一維度(one-dimensionality)的特性，使得分析者能夠進行透明的計算，並清楚說明其對於「變革理論」(Theory of change)與因果關係(causality)所作的假設。相較之下，其他具有高度維度的衡量方式，例如「幸福指數」(wellbeing indices)，幾乎無法做到這一點(Frijters et al., 2024)。

       以個人對自身整體「生活滿意度」的自我評估作為「WELLBY」的基礎衡量方式——也就是一種整體性的、評價性的「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指標——具有多項優勢(Frijters et al., 2024)。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讓個人直接評估自己的「生活品質」，本質上具有民主性。這是因為生活品質的判斷權交由個人自己決定；這與投票所體現的原則相似——最終的判斷是由個人基於自身理由所作出的(Frijters and Krekel, 2021)。有趣的是，來自情境題研究(vignette studies)的實證證據顯示，人們自己也將「生活滿意度」視為一項關鍵且具有整體性的生活成果(Adler et al., 2017, 2022)。此外，在選擇實驗中觀察到的行為，也與最大化「生活滿意度」的概念相一致(Benjamin et al., 2012)(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另一項重要優勢，在於目前已有大量科學研究探討「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的決定因素——相關研究數量已遠超過10萬篇，這意味著我們擁有極其龐大的研究文獻可以加以運用。此外，目前世界各地已有大量且持續增加的政策評估案例，使我們能夠進行跨政策比較以及大致的量級估算(Ball-park assessments)(Frijters et al., 2024)。

       更重要的是，政府與企業採用「WELLBY」(及更廣泛地採取「以幸福為導向」的治理與管理方式)符合其自身利益。研究顯示，「幸福」程度比經濟因素更能預測選民是否投票支持現任政府(Liberini et al., 2017; Ward, 2019)；此外，「幸福」也與企業獲利能力相關。研究發現，「幸福」程度最高的企業，其後在股票市場上的表現優於一般市場基準(De Neve et al., 2023)(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WELLBYs」的侷限與挑戰 

       儘管我們所採用的「生活滿意度」衡量方式具有重要優勢，但它並非沒有侷限。個人在不同時間點的「生活滿意度」具有相當程度的個體內變異(intra-personal variability)，因此有必要蒐集大量觀察資料；理想情況下，還應該以縱貫研究(longitudinal)的方式，長期追蹤同一批個體(Frijters et al., 2024)。

      此外，這項衡量方式也容易受到題目順序效應(item-ordering effects)與啟動效應(priming)的影響，也就是問卷中前面出現的題目可能影響後續回答(Schimmack & Oishi, 2005)。同時，它還可能受到問卷框架效應(survey-framing effects)、訪員效應(interviewer effects)與調查方式效應(mode effects)的影響(Dolan & Kavetsos, 2016)，並且容易受到一些偶發性的情境因素影響，例如天氣狀況(Schwarz & Clore, 1983)(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因此，如果希望比較不同時間點或不同問卷設計所得到的結果，就必須仔細注意不同調查的執行方式；必要時，也需要透過實證方法對其中的差異進行調整，例如調整不同的調查方式(survey mode)所造成的影響。更廣泛而言，「WELLBY」是透過問卷調查加以衡量的，而問卷調查本身在任何特定時間點，以及跨越不同時間期間，都存在取得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與高回覆率的困難。然而，若要進行政策監測，就必須取得不偏誤的資料(unbiased data)，因此如何持續獲得具代表性且高品質的調查資料，可能會是一項相當大的挑戰(Frijters et al., 2024)。

       最後，「WELLBY」是建立在個人對自己的人生相對於「理想人生」所做的整體性、認知性評價之上，因此可能過於粗略，無法充分捕捉一些規模較小、通常是短期且一次性的日常活動，例如去博物館、從事運動，或塞在交通堵塞中。然而，這些活動對政策與社會福利而言，也可能同樣重要。在這種情況下，可以使用其他「主觀幸福感」衡量方式來補充「WELLBY」。例如，Krekel 和 MacKerron(2023)首次利用個人在特定時刻所感受到的幸福感經驗，估算人們花費在41種日常活動上的時間所具有的貨幣價值(Value of Time, VOT)。他們將這種方法稱為「經驗估值」(experiential valuation)。這種方法可以將這些日常活動貨幣化，並與已貨幣化的「WELLBY」 一起納入「成本效益分析」(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WELLBY」可以依據不同的用途而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是用於「事前政策評估」，還是用於衡量社會進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有意使用「WELLBY」的政策制定者而言，由於研究已顯示「生活滿意度」會隨著人生歷程而有所變化(Blanchflower, 2020)，因此，經年齡標準化的「WELLBY」(age-standardised WELLBY)可能最適合用於政策監測(monitoring)(轉引自Frijters et al., 2024)。

 「WELLBYs」的未來實踐方向 

       關懷人類生命和幸福是良好政府的唯一合法目標。因為每個人都想活得好，而且活得長。所以我們在評斷一個社會時，應該要看它能讓人們享受長久而充實的生活的程度。對任何個人來說，衡量這一點的標準僅僅是他一生中每年所體驗到幸福感的總和。

  • 資源分配：政策支出應該按照每美元花費產生的「WELLBYs」總量進行排序，並按該順序授權，直到可用預算用完為止。
  • 國際趨勢：一些國家已分析了新支出政策對人民幸福的影響，例如紐西蘭政府每年有「幸福預算」，歐盟部長理事會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也要求其成員國「把人民及其幸福置於政策設計的中心」。

  • 全面導入：這應包括監管、稅收和支出政策，所有政策都應以最終產生的「WELLBYs」總數為基礎。

《2027年世界幸福報告》：頂尖專家探討公共政策與幸福 

      《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是全球最重要的「幸福」(Well-being)出版物，反映了世界各國對將幸福感作為政府政策基礎的日益重視。該報告每年都會重點介紹世界各地的「幸福」狀況和對全球最幸福的國家進行排名外，並闡述『幸福科學』如何解釋個人和國家幸福感的差異。此外，每年《世界幸福報告》都包含對某個特定主題的詳細分析。其由牛津大學幸福研究中心(Wellbeing Research Centre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與蓋洛普公司、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以及獨立的編輯委員會合作出版(WHR, 2026a/2026b)。

       《2027年世界幸福報告》將聚焦在「公共政策」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探討政府支出如何提升民眾「幸福感」。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將分享旨在促進「幸福」的國家級和領域特定政策的實例，並探討這些政策產生的影響，以及為何這應成為全球政策制定者的核心目標。由頂尖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政策專家組成的團隊將合作撰寫，匯集來自亞洲、非洲、歐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專家意見，包括調查哪些措施行之有效，哪些措施效果不佳，以及最大的機會在哪裡。該報告將於明年3月20日『國際幸福日』(International Day of Happiness)發布(WHR, 2026a/2026b)。

    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The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創辦人兼主任、《世界幸福報告》創始編輯之一的理查德·萊亞德(Richard Layard)表示：「兩百多年前，啟蒙運動時期的偉大哲學家們就提出，政府政策應以增進人民幸福為目標。如今，『幸福科學』使之成為可能。《2027年世界幸福報告》將展示世界各地如何運用這門科學，並闡明它支持和不支持的一些政策舉措」(WHR, 2026b)。

       牛津大學經濟學和行為科學教授、幸福研究中心(*負責發布《世界幸福報告》)主任的揚-伊曼紐爾·德·內夫(Jan-Emmanuel De Neve)亦表示：「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匯集一批傑出的作者團隊，他們將深入探討如何從國家層面以及透過旨在提升民眾幸福的具體政策，切實改善民眾的美好生活年限(good life years)。這將標誌著《世界幸福報告》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刻，我們將超越對全球幸福趨勢及其成因的探討，並專注於如何將幸福感融入政策制定，使其成為政策核心」(WHR, 2026b)。

      《2027年世界幸福報告》將包含九個章節，涵蓋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視角(WHR, 2026b)：

 (一)全球幸福與公共政策 

       約翰·F·赫利韋爾(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溫哥華經濟學院)、拉拉·B·阿克寧(西門菲沙大學心理系)、黃海芳(阿爾伯塔大學經濟系)、王順(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學蘇州國際商學院)。

 (二)物有所值：如何改善幸福感並減少痛苦 

       理查德·萊亞德(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大衛·弗雷曼(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克里斯蒂安·克雷克爾(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薩拉·麥克倫南(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艾薩克·帕克斯(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

 (三)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幸福轉型：日本政策體系的自然語言分析(Natural language analysis) 

       永山晋(一橋大學社會資料科學研究生院)、橫山正(大手門學院大學經濟學部)、津川友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大衛‧格芬醫學院一般內科及健康服務研究部)、賴安登(紐約大學全球公共衛生學院)、鈴木寬(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生院)。

 (四)從幸福預算到幸福成果：來自紐西蘭的經驗教訓 

       亞瑟·格萊姆斯(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和莫圖研究中心)、柯納爾·史密斯(Kōtātā Insight與奧克蘭理工大學)、史蒂芬·羅蘇(奧克蘭理工大學)、塔莉塔·格雷林(約翰尼斯堡大學)。 

 (五)無需說明書的純粹生活(Pura Vida)：透過間接公共政策實現哥斯大黎加高幸福的悖論 

       富蘭克林·卡斯特羅(Yourney創辦人兼執行長)、亞歷杭德羅·拉米雷斯(Yourney研究員)。

 (六)將幸福作為教育政策的可衡量目標：來自烏干達學校心理健康改革的經驗教訓 

     麗貝卡·納穆利(StrongMinds)、夏洛特·奧洛亞(StrongMinds)、文森特·穆朱內(StrongMinds)、賽義迪·恩桑巴(烏干達共和國教育與體育部)、羅斯科·卡蘇賈(馬凱雷雷大學心理學院)、泰迪·萬德拉·奇穆爾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烏干達辦事處)。

 (七)時間利用、公共政策與幸福：來自韓國的證據 

       韓俊(延世大學社會學系)、具教俊(高麗大學公共管理系)、徐恩國(延世大學心理學系)。

 (八)心盛(Flourishing)具有傳染性：證據表明，提升一個人的幸福感能夠提升其他人的幸福感和工作表現 

       理查德·J·戴維森(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健康心理中心)、馬修·J·赫什伯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健康心理中心)。

 (九)珍惜無價之寶：基於主觀幸福感的環境政策評估方法 

      凱特·拉凡(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克里斯蒂安·克雷克爾(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薩拉·麥克倫南(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績效中心)。

 結     論        

       綜合而言，「WELLBYs」不僅是一項衡量個人「主觀幸福感」的技術工具，更代表公共政策評估思維從傳統經濟與客觀指標，逐步轉向以人民整體「幸福」為核心的重要轉變。傳統上，政府多以GDP、所得、健康、教育或犯罪率等指標衡量社會發展，但這些指標無法完整反映人民對自身生活的感受與生活品質。「幸福」則透過「生活滿意度」這項具有跨領域特性的指標，將不同政策所產生的影響轉換為共同的「幸福」單位，使心理健康、所得、就業、人際關係、環境及休閒等不同面向能夠進行比較，並進一步應用於「成本效益分析」、「成本功效分析」及政府資源配置。

      「幸福」的重要價值，在於其具有簡單、透明、可比較及以人為本等特性。透過0至10分的「生活滿意度」量表，可以直接讓人民表達自身對「生活品質」的評價，並利用大量既有的社會科學調查資料與政策評估研究，估算不同政策所產生的「幸福」效果。因此，「WELLBY」不僅適用於大型公共政策，也能運用於企業、慈善組織及第三部門的方案成效評估。其進一步的貨幣化，也使政府能夠比較不同政策的「每WELLBY成本」，從而將有限的公共資源配置至能創造較高社會幸福的政策領域。

      然而，「WELLBY」並非沒有侷限。「生活滿意度」容易受到個人差異、問卷設計、題目順序、調查方式、訪員以及當下情境等因素影響，且個人的「生活滿意度」具有一定程度的時間變異，因此需要大量且長期的資料才能提高估計的可靠性。此外，「WELLBY」以單一維度呈現複雜的人類生活，可能無法充分反映人權、自然環境本身的價值，以及博物館參觀、運動或交通壅塞等短期、一次性的生活經驗。因此，未來不宜將「WELLBY」視為唯一的政策衡量工具，而應與其他「主觀幸福感」指標及「經驗估值」等方法互補使用。

      「WELLBY」的另一項重要意義，是提供了一種超越GDP衡量社會進步的可能途徑。若將人民的「生活滿意度」與「預期壽命」結合，並考量「社會折現率」，即可進一步評估現在與未來世代所享有的整體「幸福」。這使永續發展、環境保護、社會韌性及生命意義等議題，也能納入更具系統性的政策分析架構之中。尤其在面對氣候變遷及長期環境政策時，較低的社會折現率意味著未來世代的「幸福」具有更高的重要性，使政策制定者能更明確地考量今日政策對遙遠未來人口的影響。

       未來若要使「WELLBY」真正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決策工具，除了持續累積科學證據及建立完善的「社會價值銀行」之外，各國政府首先應將「生活滿意度」等個人『幸福指標』納入官方統計，建立穩定且具代表性的長期資料；其次，應建立公開、透明且能持續更新的「WELLBY」估計值與政策效果資料庫；最後，還需要透過公共教育與政策人才培訓，使政治人物、政策分析者及一般民眾理解「WELLBY」的意義、優勢與限制。

       因此，「WELLBY」真正的重要性並不只是「多了一個衡量幸福的數字」，而是改變政府思考「什麼才算是好的政策」的方式。正如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Eugene Stiglitz)(*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與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也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指出的：「你衡量什麼，會影響你做什麼；如果你沒有衡量正確的事情，你就不會做正確的事情」。

       未來公共政策若能從單純追求經濟成長，進一步轉向追求人民能夠活得更長、生活得更滿意且擁有更充實的生命，「WELLBY」將有機會成為連結個人幸福、公共政策、社會進步與永續發展的重要衡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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